傑伊·古爾德與1869年黑色星期五黃金逼倉

1869年9月24日星期五上午十點，一位名叫阿爾伯特·斯派爾斯的經紀人站到布羅德街紐約黃金廳中央的雕花噴泉旁，開始買進他根本無力支付的黃金。窗外懸著一具鐘面形狀的行情指示器，向人行道上的人群報出價格，指標停在143。不到兩小時，斯派爾斯把行情推過160，喊出了在場者一輩子都忘不掉的報價：「五百萬中任何一部分，160！」

他是替詹姆斯·菲斯克買的。菲斯克的搭檔傑伊·古爾德那天上午坐在同一街區的一間辦公室裡，把自己手上的東西賣得一乾二淨。

兩種通貨

要弄清斯派爾斯在買什麼，得先記起1869年的美國同時執行著兩種通貨。國會在1862年授權發行法定貨幣紙幣以支應南北戰爭軍費，這種綠鈔相對硬幣始終折價流通，價差從未彌合。關稅仍須以黃金繳納。進口商、出口商，以及任何揹著對外債務的人，都需要金屬貨幣，而金屬貨幣的紙幣價格，就在布羅德街與紐街交口的一個房間裡被不間斷地報出。

報價以每一百美元金幣摺合多少綠鈔美元表示。報出135，意味著135美元紙幣可換100美元黃金，即三成五的升水。1868年到1869年頭幾個月，升水大體在35到42之間擺動，而紐約在任何一刻真正可供交割的黃金總量不過一千五百萬到兩千萬美元左右。幾百米外的副國庫金庫裡，則堆著大約一億美元。

這兩個數字就是整樁事情的全部機理。資本夠雄厚的一夥人可以買下比全城存量更多的黃金，逼得所有空頭按他們開的價錢交割。能擊破這種逼倉的對手只有一個，就是可以隨意從金庫拋售的政府。尤利西斯·格蘭特的財政部長喬治·鮑特韋爾當時正逐月賣出金幣、買回債券，以償還戰爭債務。

伊利鐵路來的人

傑伊·古爾德三十三歲，患著肺結核，寡言少語，處處招人厭。他與菲斯克、丹尼爾·德魯一道，用整個1868年從科尼利爾斯·範德比爾特手裡守住伊利鐵路：範德比爾特買進多快，他們印新股就多快；紐約法院簽發拘票時，他們把款項塞進旅行袋，渡過哈得孫河逃往澤西城。那場大戰結束後，伊利鐵路的總裁是古爾德，稽核是菲斯克，董事會里坐著威廉·M·特威德。阿爾伯特·卡多佐法官與喬治·巴納德法官，是招呼一聲就能出具禁制令的人。

菲斯克在一切看得見的方面都與搭檔相反。他在襯衫前襟別鑽石，自置歌劇院，樂於同記者攀談。莫里·克萊因的傳記指出，把古爾德畫成蜘蛛、把菲斯克畫成小丑的大眾漫畫，遮蔽了兩人極為精確的分工：菲斯克負責聲勢和膽量，古爾德負責算術，到了關鍵時刻還負責退路 (Klein, 1986)。

伊利鐵路有一個可以靠金價解決的難題。它的貨運生意全靠把西部穀物運往東部，而西部穀物只有在歐洲買家覺得美國價格划算時才會動。金價上漲意味著綠鈔貶值，綠鈔貶值意味著美國小麥在海外更便宜。古爾德在這個命題上搭起了一整套公共政策論述，後來調查他的眾議院委員會用他自己的話作了概括：國家的商業需要金價上漲，而且「為了運出秋糧、保住我國穀物的海外市場，必須把黃金推到145美元」(Garfield, 1870)。

1869年4月，他用大約七百萬美元的買盤檢驗了這套理論。到5月20日，金價從132升到144。隨後鮑特韋爾拋售，到八月升水已回落到原先水平。古爾德由此得出的結論毫無差錯：這筆買賣行得通，但只有在能說動財政部袖手旁觀的前提下才行得通。

總統的妹夫

阿貝爾·拉思伯恩·科爾賓是一位年近七十的退休華盛頓說客，1869年初娶了格蘭特的妹妹弗吉尼亞，人稱珍妮。也就是說，他是那種可以在紐約請美國總統吃飯並且一定得到迴音的人。

古爾德以科爾賓的名義開設了一個持有150萬美元黃金的賬戶，不必繳納分文保證金，科爾賓要承擔的風險只有自己的名聲。1869年6月，科爾賓安排古爾德與菲斯克在開往波士頓和平慶典的蒸汽船普羅維登斯號上與格蘭特同席，兩人在晚餐桌上把穀物論說了一遍。格蘭特聽完，說這個國家投機太多，還是回到硬幣兌換為好。菲斯克把這句話當成挫折來彙報。古爾德把它當成情報。

科爾賓的第二項效勞是人事。1869年7月，經他舉薦，格蘭特任命丹尼爾·巴特菲爾德為美國駐紐約副財政官——這個職位負責實際執行財政部的任何黃金拋售，因而會比市場更早知道訊息。巴特菲爾德是南北戰爭的將領，一般認為軍號曲《熄燈號》出自他手，年薪八千美元。古爾德遞給他一張一萬美元的支票，還替他的賬戶扛著150萬美元的黃金。

次年為《威斯敏斯特評論》撰文的亨利·亞當斯認為，這套安排的大膽之處正在於它的便宜。古爾德用一張比華爾街職員年終獎還少的支票，買下了通達行政部門的外觀，而市場需要看到的恰恰只是這層外觀 (Adams, 1870)。

那封信

到九月中旬，這夥人握有的黃金合約面值已數倍於紐約的流通量。古爾德剩下的風險是政治性的，9月17日它兌現了。格蘭特離開薩拉託加，住進賓夕法尼亞州華盛頓鎮一位朋友家中，而那所房子沒有電報線接入。

科爾賓在古爾德的慫恿下寫信到那裡，力陳反對財政部作任何黃金拋售。古爾德僱的信使橫穿賓夕法尼亞送信，9月19日交到格蘭特手中。格蘭特讀了，沒有說什麼要緊的話，信使隨即拍回三個詞，古爾德把它讀成了一項政策承諾：「信已送到。一切照舊。」

格蘭特其實把這封信看得再清楚不過。他讓茱莉亞·格蘭特寫信給珍妮·科爾賓，這封信9月22日送到紐約的科爾賓宅邸，告訴總統的妹妹，她的兄長「對你們的投機極為惱火」，並且「你們必須儘快把它了結」。

科爾賓找到古爾德，請求脫身。此刻已經明白政府的中立已經蒸發、而菲斯克對此一無所知的古爾德，開價十萬美元讓他按兵不動、閉口不言。愛德華·雷內翰的記述把這裡視為整樁事件的樞紐：從9月22日晚上起，古爾德就在跑兩套賬，檯面上鼓動菲斯克買進，私下裡指示自己的經紀人往菲斯克的買單裡拋貨 (Renehan, 2005)。

黑色星期五

9月23日星期四是黃金廳有史以來最沉重的一個交易日。超過三億兩千五百萬美元的合約易手，收盤報144.5。當晚在華盛頓，格蘭特與鮑特韋爾議定，財政部次日拋售四百萬美元黃金。

星期五開盤143。代菲斯克出手的斯派爾斯按145、150、155的臺階把行情往上抬，布羅德街外的人群多到阻斷了交通。那些在137或141賣出黃金的空頭，被要求以自有資本的一半來交割。不到十一點，已經有人倒下。斯派爾斯先喊160，又喊161，宣稱兩個價位上五百萬中任何一部分他都接，指示器的指標觸到162。

鮑特韋爾發給巴特菲爾德的電報大約在十一點一刻拍出。訊息傳到交易大廳是剛過正午，市場在大約十五分鐘內吐光全部漲幅，喊聲還沒停就打出了133。

標為9月24日的那一點是當日最高成交價，不是收盤價；該日收在133附近，次周金價落定在135上下。圖上其餘數值都是收盤報價，所以那一波暴漲看上去像一道垂直的筆畫。在交易大廳裡，它不是一道筆畫，而是兩小時的攀升加一刻鐘的覆滅。

殘局

菲斯克乾脆否認了以他名義成交的那些買賣，理由是斯派爾斯越權行事——這一辯解把數千萬美元的責任全留給了這位經紀人個人，據多份記述，還一度使他神志失常。信差把逼倉被擊破的訊息送到時，菲斯克說出了那句跟他進墳墓的話：「除了榮譽，什麼都沒丟！」

交割比價格的跌勢更糟。替黃金廳清算交易的黃金交易所銀行，無法把週四與週五的成交量同那些已無力支付或拒絕支付的會員對上賬，最終停業。在職員們逐張理清票據的幾天裡，黃金交易停擺。需要現金的經紀人只能賣還賣得掉的東西，也就是鐵路股，股市因此下跌約兩成。華爾街有十幾家商號倒閉。那些衝著高金價把糧食發往東部的農民，等貨到時發現市場已經不在，內陸農產品價格被壓了好幾個星期。

古爾德自己的頭寸在上漲途中已被拆解得乾乾淨淨，那一週他反而賺了。訴訟拖了好些年，特威德的法官們則設法保證：只要錢還追得到，任何一樁官司都別想走到判決。古爾德和菲斯克，誰也沒在看守所裡過過一夜。

加菲爾德委員會

時任眾議院銀行與貨幣委員會主席的詹姆斯·A·加菲爾德整個冬天都在收取證詞，並於1870年3月1日提交報告。肯尼思·阿克曼對聽證記錄的復原顯示，文獻之所以留存得如此完整，僅僅是因為科爾賓儲存了往來書信，而巴特菲爾德沒想到要銷燬自己那一份 (Ackerman, 1988)。

委員會查明，格蘭特對這一投機集團既無財務利益，也不知情，並且把這一點說得清清楚楚。委員會同時選擇不傳喚茱莉亞·格蘭特與珍妮·科爾賓，這是當時少數派意見抱怨的侷限，也使總統家中何人何時知情這一問題永遠懸而未決。菲斯克被問到錢去了哪裡，答道「它去了忍冬藤纏繞的地方」，這句話從此作為形容無從追回之款項的委婉語留在了英語裡。

這樁事情所改變的，比醜聞本身的分量小得多。沒有新法規管逼倉，聯邦機構取得商品操縱的管轄權還要再等半個世紀。不過有兩件事確實變了。財政部在明白了事先訊息對一個願出一萬美元購買的人值多少錢之後，不再按任何可預測的時間表公佈黃金操作。黃金交易所銀行則以事先繳存保證金的方式重建了清算安排——一個世紀之後，市場在華爾街單據危機造成的清算癱瘓之後再度伸手去抓的，正是同一個答案。

古爾德在1869年摸索出的套路，比牽涉其中的任何機構都活得久。買進多於可交割存量的實物稀缺商品，在交割日把空頭扣作人質，然後祈禱沒有哪個手握更大庫存的人決定拋售。納爾遜·邦克·亨特在1980年的白銀上走到了同一格，而亨特兄弟的逼倉崩潰的原因與古爾德的分毫不差：一個交易之外的角色改變了供給。濱中泰男在住友隱瞞十年的銅虧損也是同樣的收場，了結這筆賬花了26億美元。

古爾德收買政府的手法，也沒比他自己多撐上四年。國會還在讀黃金恐慌的證詞時，聯合太平洋的工程賬目就浮出水面，1872年的信貸動產公司醜聞揭露出鐵路發起人一直在向國會議員分發股票，相形之下巴特菲爾德那張支票顯得寒酸。

菲斯克在1872年1月於中央大飯店門廳被愛德華·斯托克斯槍殺，兩人為約西·曼斯菲爾德爭風，他被葬在布拉特爾伯勒，墓碑由公眾募捐建成。古爾德同年離開伊利鐵路，拿下聯合太平洋，買下西聯匯款，1892年以五十六歲之齡去世，留下約七千二百萬美元的遺產。

布羅德街上的那具行情指示器，比他們兩人也只多撐了幾年。1879年1月1日財政部恢復硬幣兌換，綠鈔可以按面值換成金幣，那根指標自戰爭以來每個交易日公佈的升水，就這麼歸了零。再沒有什麼可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