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穀物法》的廢除：英國轉向自由貿易的1846年

1845年10月中旬，羅伯特·皮爾爵士開始閱讀來自愛爾蘭的報告，內容是一種無人能夠辨識的病害。馬鈴薯植株在田裡發黑倒伏，先是在東部，隨後蔓延各處；起出時看著完好的塊莖，幾週之內便在貯藏窖中化為灰色的漿糊。皮爾已任首相四年，他所領導的保守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為捍衛英國小麥的價格而存在的。那個月還沒有過完，他便向內閣傳閱了一份備忘錄，提議拆掉這道防線。

這件事耗去八個月，奪走了他的政權，使他的政黨分裂了整整一代人，並催生出十九世紀最為重大的一部通商立法。隨之而來的既不是地主們預言的英國農業崩潰，也不是改革者許諾的立時可得的廉價麵包。發生的是更奇怪的事：二十五年裡幾乎什麼都沒有變，而此後一切都變了。

每夸特八十先令

《穀物法》由來已久，但皮爾所承接的那個版本是和平的產物。1815年3月23日，拿破崙剛從厄爾巴島返回，英國穀價已從戰時高點滑落，議會通過了《輸入法》。它的規則直率到近乎粗魯：在國內價格達到每夸特八十先令之前，外國小麥根本不得進入英國港口。低於這條門檻，市場就是關閉的。那些憑著戰時價格舉債、圈地、開溝排水的地主，等於領到了一道墊在地租底下的法定地板。

法案還在委員會審議時，倫敦已經發生騷亂，軍隊被布置在曾為它發言的議員宅前。這一反應讓議會對麵包的政治學有所領悟，八十先令的禁令也逐步放寬。威廉·赫斯基森在1820年代的修訂，到1828年在威靈頓內閣之下化為滑動稅率制，以隨價格上漲而遞減的關稅取代了一刀切的禁止。皮爾本人又在1842年的預算中再削稅率表，降低最高稅額，並裁減七百多項其他關稅，所失稅收則靠將所得稅以每鎊七便士的稅率復活來填補——這項本該三年後失效的和平時期徵課，至今未曾消失。

那些改革中的每一項，都是把爭論本身讓了出去的退讓。滑動稅率制承認，被管理的對象其實是價格。一旦保護從一道牆變成一個旋鈕，剩下的問題只是把它擰到哪裡，而這個問題的答案屬於政治，不屬於原則。

曼徹斯特的機器

反對《穀物法》的聲音自1815年便有，多半停留在小冊子層面。它成為一股政治力量是在曼徹斯特。1838年當地成立了反穀物法協會；次年三月，來自各製造業地區的代表把它改組為全國性的反穀物法同盟，其組織程度在英國公共生活中幾乎找不到先例。

曼徹斯特的印花布商理查德·科布登與羅奇代爾的紡紗廠主、貴格會教徒約翰·布萊特，以道德不亞於經濟的語調陳述同盟的主張。為地主之利而對麵包課稅，是從勞動者工資中行竊；被擋在門外的穀物，同時也是被擋在門外的英國布匹，因為一個不能向英國出售小麥的國家，也買不起蘭開夏的棉織品。二人的論證把私利與良心織得如此緊密，以致當時人始終無法把它們分開，史家亦然。

使同盟真正可畏的是行政能力，而非辭令。同盟利用1840年開辦的一便士郵政，把小冊子以百萬計地散發出去。它僱用有薪講師，辦一份週報，而最見效的一項是系統地經營選民名冊：買入四十先令的自由保有地以製造合格的郡選民，並逐條質疑保護主義者的登記。科布登1841年由斯托克波特進入議會，布萊特1843年由達勒姆進入議會，於是壓力從議場內外同時施加。謝里爾·松哈特－貝利分析表決名單與選區數據，認為同盟真正的成就並不在於改變公眾的信念，而在於改變了在任議員對自身利益的認知 (Schonhardt-Bailey, 2006)。

皮爾本人的轉向此後一直聚訟不已，因為在一個把信念與算計都藏得很好的人身上，兩者極難剝離。道格拉斯·歐文對這一段的解讀，著重於皮爾對關稅負擔歸宿的理解：他已相信保護抬高了地租卻並未保障供給，而捍衛它的政治代價終將超過它給受保護階級帶來的好處 (Irwin, 1989)。諾曼·加什翻檢皮爾的文書，發現的是一個早在病害之前就已斷定此制無從辯護、只在等待時機的人 (Gash, 1972)。

致病疫黴提供了這個時機。

內閣破裂

皮爾於1845年11月1日把提案交付內閣，發現自己在同僚中屬少數。整個十一月直至進入十二月，他都在推進，身後有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和少數幾人，而內閣多數——其中斯坦利勳爵最不可動搖——拒絕配合。12月5日，他辭職了。

替代的方案並未成形。輝格黨領袖約翰·羅素勳爵受邀組閣，接受了委任，用兩週時間未能湊齊人手，隨後把大命交還。1845年12月20日，皮爾帶著一種奇特擴大了的權威回到任上：此時唯一能夠執政的人就是他，而所有人都知道這一點。

他在1846年1月27日提出廢除法案。該法案並非一舉取消關稅。它在御准之時大幅削減稅率表，將降低後的過渡稅率維持兩年半，並規定整套結構於1849年2月1日失效，只留下每夸特一先令的名義登記稅——這道登記稅本身也在1869年被羅伯特·洛掃除。保護將按一份公布的時間表撤除，這在政治上老練，在經濟上卻幾乎無關緊要，因為這份時間表的存在，已經告訴歐洲每一位糧商，1850年的英國需求會是什麼樣子。

5月15日的表決

辯論持續數月，最終變成對一個政黨的摧毀。班傑明·迪斯雷利，一名沒有官職、只有積怨的後座議員，透過指控皮爾犯下以對手的原則治國之罪，把自己變成了被背棄者的聲音——用他早先一次攻擊中的說法，皮爾趁輝格黨人沐浴之際拿走了他們的衣服。這話好笑，準確，而且致命。

三讀於1846年5月15日以327票對229票在下院通過。看清這些票從何而來，斷裂的規模便一目了然：皮爾是靠輝格黨、激進派與愛爾蘭議員的支持才通過了自己的法案，而他本黨保守黨議員中約有三分之二投票反對他。上院裡，土地利益並非一個派系，而是憲政本身，人們因此預料法案會在那裡被扼殺。結果是威靈頓把上院管住了，理由是下院既已通過、國王的大臣們又已以身相賭的法案，上院不能安然摧毀。他對整件事的私下評斷則沒有這麼高尚，他那句爛掉的馬鈴薯辦成了一切、是它把皮爾嚇破了膽的話，比多數演說活得更久。

御准在1846年6月26日下達。就在同一個夜晚，皮爾的政府在一項愛爾蘭強制法案上落敗，推倒它的是為了懲罰他而與反對黨一同投票的保護主義保守黨議員。他於6月29日辭職，並在結束其政治生涯的演說中把功勞讓給了別人：

「理應與這些措施的成功聯繫在一起的名字，是一個人的名字。我相信他出於純粹而無私的動機行事，以不倦的精力倡導這一事業，並以因其不加修飾、不施鋪陳而更值得欽佩的雄辯，向理性發出呼籲——這個名字是理查德·科布登。」

他也寫下了自己的墓誌銘，並且心裡明白：「或許有一天，在那些命定要勞作、要以額上汗水掙取每日麵包的人的居所裡，我的名字會偶爾被人以善意的言辭記起。那時他們將用豐足而不納稅的食物恢復耗盡的體力，而那食物會更甜，因為它不再被一種不義之感所發酵。」

皮爾再未出任官職。他的政黨既已逐出自己最有才幹的行政家，直到1874年才重新贏得議會多數。

什麼都沒發生的二十五年

關於英國歷史上最著名的那次自由化，有一個令人為難的事實：小麥並沒有便宜多少。

讀這條序列，故事講的是天氣，不是立法。價格在最嚴重的饑荒年份1847年衝到約七十先令，而那時廢除早已是法律。1851年落到接近三十八先令的低谷，隨後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因俄國與多瑙河流域的供應被切斷而再度攀上七十先令以上。整個1860年代，小麥在四十、五十、六十先令之間擺動，1867年又一次觸及六十四先令。一位1870年的觀察者若把廢除後的十年與之前的十年相比，會很難辨認出這次干預。

傑弗里·威廉森對1840年代《穀物法》實際作用的估計，有助於解釋原因。滑動稅率制早已削減甚多，而英國需求的增長又遠快於波羅的海與黑海可供出口的餘糧，因此1840年代初真正起約束作用的關稅並不大——廢除所解除的，是一道已經不太起約束作用的限制 (Williamson, 1990)。1850年的歐洲大陸根本無法把足夠多的穀物裝上船以撼動英國價格。世界上沒有多餘的小麥。

改變這一點的不是一部法令，而是另一塊大陸上的物流革命。凱文·歐洛克與傑弗里·威廉森把真正的穀物入侵定位在1870年代，其動力是美國鐵路里程、鋼殼蒸汽船，以及壓平了利物浦與芝加哥價差的海運費下跌 (O'Rourke and Williamson, 1999)。大草原的小麥所需要的制度裝置，與它所需要的路基一樣多：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在1848年至1865年間組裝起來的那種經過分級、入倉、可訂約的蒲式耳，才使利物浦的磨坊主能夠買下一船自己從未見過的穀物。當這套機械成熟時，英國小麥價格跌到了1846年無法想像的水平——到1890年代已在二十幾與三十出頭先令之間——英格蘭的耕作農業則進入了一場它再未完全走出的蕭條。

因此廢除關係極大，只是滯後了四分之一世紀；而它的作用在於，恰好在世界學會大規模種植並運輸餘糧的那一刻，讓英國的大門保持敞開。這既是遠見，也是運氣。

廢除沒有做到的事

它沒有拯救愛爾蘭。廢除以饑荒為由獲得正當性，卻與饑荒近乎無關，因為愛爾蘭的約束並不是進口穀物的價格，而是需要它的人手裡徹底沒有錢。1845年至1852年間約有一百萬人死亡，另有一百萬人移民離去，而穀物與牲畜仍持續離開愛爾蘭的港口。皮爾政府購入印第安玉米並組織公共工程，繼任的輝格黨政府的救濟政策則更為狹窄。

它也沒有讓保護主義從英國政治的議題中消失。它所做的，是改變了必須由哪一方來舉證。科布登的下一項事業是互惠的：他與米歇爾·謝瓦利耶談成、並於1860年1月23日簽署的通商條約，同時削減法國關稅與英國的葡萄酒、白蘭地關稅，並在歐洲引發了一連串最惠國待遇條約。自由貿易由一項主張變成一項前提，並且作為前提維持了八十六年——穿過1880年代的壓力，穿過1903年再一次分裂保守黨的關稅改革運動，甚至穿過邱吉爾1925年以戰前平價重返金本位的緊縮紀律。它終結於1932年，那一年《進口關稅法》對英國進口品課以一般關稅，而這與在美國催生斯穆特－霍利關稅法的，是同一波報復浪潮。

1840年代在進行之中時，並不像一個自由主義凱歌的十年。資本正湧入1845年見頂、次年破裂的鐵路狂熱，1844年的《銀行特許法》即將在1847年10月的商業危機中被中止，而給了皮爾廢除理由的同一次收成失敗，正在為進口糧食的貨款抽走黃金。廢除、鐵路崩盤與1847年恐慌是一樁糾纏在一起的事件，當時人也正是這樣經歷它的。

憲政山

皮爾在後座度過四年，支持著他親手武裝起來的輝格黨。1850年6月29日——距他辭職恰好四年——他的馬在憲政山把他摔了下來，他於7月2日去世。科布登活到1865年，布萊特活到1889年，都活得足夠長，既看到這套學說成為正統，也足以厭惡許多以其名義所做的事。

在再沒有任何關稅需要它來觸發之後，《倫敦公報》仍然連續幾十年每週刊印英國小麥的平均價格，那是一台已被關掉的機器留下的一列數字。1895年，一位諾福克的農人若盯著每夸特三十先令這個數目，他讀的其實是堪薩斯的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