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級銀行危機：英格蘭銀行1973年的「救生艇」

1973年12月21日星期五傍晚，一群清算銀行的高層被召到針線街的英格蘭銀行，商議如何處置一家名叫雪松控股的金融公司。雪松按二順位抵押的利率向屋主放款，所需資金則借自同業市場。它的債權人已經停止展期存款。在場的人判斷，如果雪松在耶誕週末倒下，名單上的下一個名字會在一月倒下，再下一個會在二月倒下。

磋商持續了整個星期六，直到星期日凌晨。巴克萊、國民西敏、希爾·塞繆爾和王室代理處合計拿出約7,200萬英鎊的額度，雪松在星期一照常開門。而在此五天前，英格蘭銀行已經開始張羅一件更大、更長久的東西——一只常設的支援基金，參與其事的人當即都把它叫作「救生艇」。

在此後兩年裡，救生艇向26家英國存款機構合計放出約13億英鎊。英格蘭銀行自己承擔的損失約為1億英鎊，接近它當時全部資本與準備金的總和。

《競爭與信用調節》放開了什麼

1970年英國的銀行體系是一個帶著規則手冊的卡特爾。倫敦的清算銀行按公定利率共同議定存放款利率，英格蘭銀行則以下達上限和提出要求、而非以定價的方式來控制信貸總量。沒有人能以價格競爭，創新因此遲緩。

1971年5月，英格蘭銀行發布了題為《競爭與信用調節》的諮詢文件，自當年9月16日起，舊安排不復存在。利率卡特爾結束了。放貸上限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對清算銀行12.5%的準備資產比率，以及徵收特別存款的權力，信貸將按其成本而非按針線街的指令來配置。

英格蘭銀行的官員當時推斷，競爭會改善信貸配置，價格機制會抑制其數量。鄧肯·尼達姆對這一時期的研究認為，該行嚴重誤判了銀行信貸需求的利率彈性；當貨幣開始以無人預料的速度增長時，當局顧慮對房貸市場和政府自身借款成本的影響，不願把利率提到足以剎住它的高度 (Needham, 2014)。

1970年起出任財政大臣的安東尼·巴伯又添上財政的燃料。他1972年3月21日的預算減稅遠超10億英鎊，並給出了明確目標：產出應在1971年上半年至1973年上半年之間按每年5%的速度成長。數週之內英鎊便承壓，並於1972年6月23日轉入浮動，貨幣政策恰在最需要對外錨定的時刻失去了錨。廣義貨幣在1972年成長約四分之一，1973年再度如此。

誰拿走了這些錢

新增信貸流向何處，比它有多少更要緊。清算銀行把其中相當大一部分借給了第二層機構，那些機構不受英格蘭銀行監管，多數它連詳情都未曾聽聞。

這就是次級銀行，或稱邊緣銀行。其中許多依據1967年《公司法》第123條取得身分——該條允許貿易部認定某家公司從事真正的銀行業務，主要是出於稅務目的。一紙第123條證書給了「銀行」這個詞，卻沒有給任何審慎規則。英格蘭銀行的正式監管只及於它自己名冊上的機構，而邊緣銀行在名冊之外。

它們的經營模式整齊劃一而簡單：在如今資金充裕、按實質口徑計算又便宜的批發同業市場上借短，再以商業和住宅不動產為擔保貸長——地價漲得夠快，借款人的權益成長快過利息累積。倫敦辦公大樓租金在1970年至1973年間大約翻了一番。一些資產基礎平平的不動產公司，把自己變成了幾億英鎊的資產負債表。

1973年的政治空氣，早在這個圈子的財務垮掉之前就已轉向。5月15日，愛德華·希思在下議院為自己的政府就朗荷事件辯護時，說出了一句從此黏在整個行業身上的話：那是「資本主義無法接受的那張臉」。當年秋天的工黨大會上，丹尼斯·希利揚言要把不動產投機者擠到「籽兒都迸出來」。

1973年11月

導火線是倫敦與郡證券，一家邊緣銀行，其副董事長恰是自由黨領袖傑瑞米·索普。1973年整個秋天，新聞界對其帳目的追查，終結於11月底的一次獲利公告，市場把那讀作認帳。股價崩了，其他每一家邊緣機構的存款人都開始追問：還有誰背著什麼。

信用事件發生的時機再糟不過。贖罪日戰爭於10月6日爆發，隨之而來的石油禁運與油價翻兩番，已在英國經濟和更廣泛的金融體系中層層傳導。全國礦工工會11月12日開始拒絕加班。11月13日，英格蘭銀行把最低貸款利率提高到13%，為其歷史上的最高紀錄。12月13日，政府宣布自新年起工業界改行每週三天工作制，以節約燃煤發電。

股市所定的價格，近乎是國家崩潰的價格。FT30普通股指數在1972年5月19日見頂於543.6，此後跌穿整個1974年，到1975年1月6日為146.0——跌幅73%，是該指數有紀錄以來最深的一次。

救生艇

戈登·理查森出任英格蘭銀行行長還不到半年，邊緣銀行就開始倒下。1973年12月19日，他召集英格蘭與蘇格蘭各清算銀行的董事長，談成了一項聯合支援方案，由副行長賈斯珀·霍洛姆主持的管理委員會負責運作。

這一架構刻意採取互助形式。清算銀行提供回存資金的90%，英格蘭銀行提供10%，這意味著商業銀行承擔了大部分曝險，因而也承擔了大部分約束它的誘因。支援的形式是以懲罰性利率替補同業市場撤走的存款，以受援機構的資產為擔保，並把其管理層置於監督之下。

福里斯特·凱皮的英格蘭銀行官方史梳理出了其中的道理。邊緣銀行本身規模不大，單個來看都可以捨棄；該行所懼的是它們的倒閉會沿著鏈條上溯到為其提供資金的清算銀行，再由此波及倫敦作為存款存放地的國際地位 (Capie, 2010)。救生艇不是對邊緣銀行的搭救，而是一套裝置，用來把邊緣銀行拆解得足夠慢，慢到清算銀行能挺過這個過程。

到1974年3月，清算銀行開始退縮。面對一個擔保品每月貶值的行業，支援額已超過10億英鎊，委員會遂將進一步的承諾封頂在約12億英鎊。超出部分只能逐案處理，實際上就是由英格蘭銀行獨自承擔。

斯萊特·沃克證券便是如此。吉姆·斯萊特建起了倫敦最令人豔羨的投資機構；這家從拆解資產的機器轉型而來的銀行集團，其股價一度使他成為新興金融城的象徵。它的海外部位和股票交易虧損超出了救生艇的職權範圍，1975年10月，英格蘭銀行提供了約1.1億英鎊的擔保額度。斯萊特辭職，詹姆斯·高德史密斯爵士接任董事長。斯萊特後來對自身處境的描述，是所有人對這段時期最精煉的概括：他寫道，自己成了「一個負數百萬富翁」。

王室代理處的情形更糟。這是一家為海外政府處理財務事宜的法定機構，它透過一項白廳無人過問的自營業務，把自有資金貸給了不動產和次級銀行。虧損達到約2.12億英鎊，政府不得不出面兜底。費伊調查委員會1977年報告稱，這個機構漂進了一門自己並不懂的生意，而主管部門未予以充分監督。

不動產市場做了什麼

每一家邊緣銀行的償付能力都繫於一個假設：商業不動產能以接近帳面的價格賣出。從1973年的頂點到1975與1976年的谷底，英國商業不動產價值跌去約一半，不動產股跌得更多。1972年12月出台的商業租金管制、新上任的工黨政府提議的開發土地稅，以及11%以上的房貸利率，把買家和出口一併抽走了。

1974年3月出任財政大臣的丹尼斯·希利，面對的財政狀況根本不容許全面救助不動產。通膨率在1975年達到24.2%。預算赤字向產出的9%擴張，兩年之內政府將要去談判那筆定義了這個十年的國際貨幣基金貸款。救生艇完整地熬過了政權更迭，這本身就值得注意：它由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運作，沒有任何一部國會法案為它授權。

1979年《銀行法》

英國一向靠談話來監管銀行。行長的眉毛——那道告訴某位董事長他做過了頭的揚起的眉——在金融城小到能把所有人召進一間屋子時是管用的。1967年《公司法》第123條無意間造出了一類機構：它被稱作銀行，像銀行那樣融資，卻不受任何人監管。

1979年《銀行法》終結了這一點。該法把吸收存款列為須領執照的業務，設立公認銀行與持照存款機構兩個層級，賦予英格蘭銀行法定的核准與撤銷權力，並建立存款保護基金，對英鎊存款首1萬英鎊的75%提供保障。麥可·莫蘭對這段政治過程的敘述，勾勒出長期偏好非正式權威之靈活性的英格蘭銀行，是何等不情願地接受法定權力，以及1977年歐洲共同體第一號銀行指令如何推著時程走 (Moran, 1986)。

這套體制不久便顯出不足。約翰遜·馬西銀行1984年10月不得不由英格蘭銀行以1英鎊買下，由此有了1987年《銀行法》和銀行監理委員會。瑪格麗特·里德的當代史出自一位全程報導此事的《金融時報》記者之手，其結論是：1973年的根本失敗是資訊的失敗——英格蘭銀行並不知道邊緣銀行欠了什麼、欠了誰、以什麼作押，因為從來沒有人要求它們報告 (Reid, 1982)。

同樣的形態又重演了一次。2007年9月，當英國又一次有銀行門前排起長隊時，那家機構同樣是用批發市場的資金支撐長期資產，而監理者再一次盯著資本而非流動性。戴維·金納斯頓的英格蘭銀行史指出，救生艇留下的最持久遺產是這樣一條原則：中央銀行的職責會延伸到它並不監管的機構，只要那些機構的倒閉會觸及它所監管的機構 (Kynaston, 2017)。

隨著資產出售和貸款償還，救生艇在1970年代後期逐步收場，過程之靜，以至於沒有哪個日期可以標記它的終結。被接上船的26家機構中，多數在隨後十年裡被拆解、吸收或清算，只有少數幾家靠自身經營緩了過來。英格蘭銀行始終沒有公布獲救者的完整名單。

賈斯珀·霍洛姆的管理委員會在將近三年裡每週開會，決定金融城的哪些名字可以熬過這一週；而在其中的大部分時間裡，公眾連這些會議正在舉行都不知道。1973年12月，英國距離一連串銀行倒閉只有三天之遙，而人們得知這一點，是在歷史學家翻到那些檔案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