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德國馬克改革:西德如何替換帝國馬克
1948年6月20日星期日,德國西部三個佔領區的配給站打開大門,發放一週前還不存在的東西。任何人只要出示配給卡並交出60帝國馬克,就能領到40德國馬克。這些鈔票是前一年秋天在美國印製的,裝進約兩萬三千個木箱運到不來梅港,再存放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舊帝國銀行大樓的地下室裡,由武裝人員看守。僅那個週末就有約五百噸紙幣運出地下室。美國的策劃者給這次運輸取了一個代號:獵犬行動。直到發放前兩天,除了卡塞爾附近一座戒備森嚴的營房,幾乎沒有德國人知道這種貨幣的存在。
到星期一早晨,曾支撐重整軍備、一場世界大戰和三年佔領的帝國馬克已經一文不值。取而代之的是一個計價單位,背後沒有黃金,沒有條約,也沒有德國政府——因為當時根本還沒有德國政府。此後半年之內,英美佔領區的工業產出成長了一半以上。
香菸本位
1948年春天的德國有錢,卻幾乎買不到東西。希特勒政府1936年11月以法令凍結物價,隨後靠一家帝國要多少就印多少的中央銀行借款打仗。產能在毀滅,而鈔票流通量和存款卻在膨脹;物價凍結一直延續到佔領時期,因為沒有哪個佔領國願意為解凍後暴露出來的通膨背責。經濟學家後來把這種狀態稱為貨幣懸突:積壓的購買力遠遠超過按法定價格可以買到的商品,而攔住它的只有一紙法律。
被壓制的通膨不會消失,它只會改變人們交易的方式。廠長拒收帝國馬克,要的是煤、水泥或釘子。農民不肯把糧食送進一個只拿廢紙來換的市場。城裡的家庭帶著亞麻布和銀器,踏上所謂的「囤積之旅」,到鄉下換馬鈴薯。真正的計價單位是美國香菸:黑市上一支賣五到七帝國馬克,按官價折算,一條菸抵得上一個月工資。相當大一部分交易已經完全離開了貨幣經濟。關於這一比例的估算不盡相同,但多恩布什和沃爾夫認為,改革前夕的以物易物和補償交易接近工業成交額的一半 (Dornbusch and Wolf, 1990)。
勞動也照此行事。1948年5月,雙佔區工人平均每週缺勤9.5小時,其中大半用來找糧食或做交換,因為工資能買到的東西太少,那些時間花在別處更划算。雙佔區工業生產在1948年3月和6月都停留在1936年水準的51%。此時槍聲已停了三年,馬歇爾援助也已經在流入。機器在,工人也在。斷掉的是把兩者連起來的那樣東西。
波森樓
十位德國金融專家於1948年4月20日從巴特洪堡被送往卡塞爾郊外羅特韋斯滕的一處前德國空軍機場,安置在鐵絲網後一棟名叫波森樓的建築裡。他們在那裡待了四十九天。信件受檢查,探訪被禁止,這個集會在德國人的記憶中被稱為「貨幣祕密會議」。從中產生了二十二部法律和法令。
主持這個房間的人並不是德國人。愛德華·A·特能鮑姆當時二十六歲,耶魯大學經濟學畢業,曾在戰略情報局服役,負責美國佔領當局的貨幣事務。他到羅特韋斯滕時,核心架構已由華盛頓和倫敦定好,他讓德國專家——其中包括路德維希·艾哈德、埃爾溫·希爾舍和奧托·普夫萊德雷爾——處理國內細節,而不是原則問題。其中幾人主張更溫和的兌換,未被採納。霍爾特弗雷里希依據特能鮑姆的文件所還原的,是一個指令範圍狹窄、對德方替代方案幾乎毫無耐心的官員。這場改革之所以能如此嚴厲,原因之一正在於此:沒有任何一個需要面對德國選民的人在上面簽字。
法律權威來自軍政長官,而非德國人。《第一次貨幣改革法》由西方三國司令官於1948年6月20日頒布,開篇條款規定自6月21日起引入德國馬克貨幣。德國的行政機構是有的:法蘭克福的雙佔區經濟委員會,艾哈德自1948年3月起任經濟局長。但它對貨幣沒有權力,條款也未徵詢過它的意見。
X日
兌換的機制是刻意不平等的,而這種不平等正是要害所在。人們賴以生活的流量不動,累積起來的紙面債權則一筆抹去。
| 債權 | 處理方式 |
|---|---|
| 人均現金發放 | 6月20日以60RM換40DM,8月再發20DM |
| 工資、薪金、退休金、房租 | 按一比一折算 |
| 企業週轉資金 | 每名僱員60DM |
| 銀行存款與儲蓄 | 先對半分,再按10比1,餘下凍結 |
| 1948年10月4日後的凍結部分 | 70%註銷,20%解凍,10%轉入投資帳戶 |
| 金融儲蓄的實際折算率 | 100RM = 6.50DM |
| 銀行與民眾持有的帝國債務 | 全部註銷 |
折算後的銀行餘額有一半按十帝國馬克兌一德國馬克進入自由帳戶,另一半進入凍結帳戶,處置辦法留待九十天內決定。1948年10月4日的《凍結帳戶法》給出了結論:凍結部分註銷七成,解凍兩成,一成轉入中期投資帳戶。淨算下來,原本持有一百帝國馬克的儲戶最後拿到六馬克五十芬尼。盧茨在事發不到一年後於普林斯頓撰文,把貨幣存量的總收縮算作約百分之九十三 (Lutz, 1949)。
債務與存款沒有被對稱處理,這場改革由此結下了持久的怨恨。抵押貸款和商業貸款同樣按十比一折算,於是房東的債務縮水九成,而債務背後的樓房完好無損。持有帝國公債、戰時公債和儲蓄存摺的人被一掃而空;擁有房屋、工廠、土地和股票的人保住了一切,還甩掉了負債。曾在美方任職並留下早期標準著作的沃利希,把這一分配結果描述為迅速取得一種能運轉的貨幣所付的代價,並沒有假稱它是公平的 (Wallich, 1955)。
艾哈德的星期日
單靠貨幣改革,留下的會是一種健全的貨幣和一批空蕩蕩的商店,因為1936年的物價凍結仍然是法律。艾哈德在同一個週末憑自己的權限了結了這件事。他挑了盟軍辦公室關門的星期日,在廣播裡宣布,大多數工業品的配給和價格管制將隨新貨幣一同結束。他沒有得到任何人的批准。
美國軍政長官盧修斯·克萊將軍把他叫了去。克萊本人的記述與艾哈德的記述在隨後的對話上是一致的。克萊說,他的顧問全都認為艾哈德幹的是一個可怕的錯誤,問他有什麼話說。艾哈德讓他不必理會那些人,因為他自己的顧問也是這麼說的。這場對峙還有另一個版本:克萊抗議說,他無權改動盟軍的價格管制條例,艾哈德回答,他沒有改動,他是廢除了它們。
佔領法規中沒有任何條款賦予一位德國經濟局長這樣的權力,而法律上的問題後來靠一個簡單辦法解決了——誰也不再提起。艾哈德在隨後幾週取消了大部分尚存的工資管制、分配命令和配給指令。麵包、糖、油脂等少數幾樣必需品的配給一直延續到1950年。
櫥窗
貨物在幾天內就出現了,那個時期的所有回憶錄都描寫同一幅景象:週六還只擺著紙板樣品的櫥窗,到週一已經擺上了鞋子、鍋具、腳踏車輪胎和奶油。這些存貨一直都在倉庫和後屋裡,只是被藏起來,躲開一種沒人要的貨幣和一張賣出去就虧本的價目表。一種人們肯接受的貨幣,一夜之間把窖藏變成了存貨。
Source: US Military Government / Bizonal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勞動的回歸遵循同樣的邏輯。雙佔區每週平均缺勤時數從1948年5月的9.5小時降到10月的4.2小時。工業生產從6月相當於1936年水準的51%升至12月的78%,到1949年底已比改革時高出約百分之八十一。半年之內出現這樣的躍升,無法用新設備來解釋。產能一直在,缺的是使用它的理由。
爭論從把整場復甦都歸功於改革開始。布赫海姆依據檔案研究強調,馬歇爾援助、盟軍對德國工業限制的解除以及管制的取消,都與新貨幣一同發揮了作用,而且產出在6月之前就已經在緩慢上升 (Buchheim, 1988)。多數經濟學家接受的機制比民間敘事窄得多:改革並沒有創造出生產能力,它終結了一種讓為合法市場生產變得不理性的體制。
帳單
價格一放開就猛漲,而偏向自由市場的講法往往略過這一段。整個秋天生活費用不斷上升,工資管制的解除又慢於價格管制。剛眼看著積蓄被砍掉九成以上的家庭,如今又眼看著每週的採買變貴。而實物資產的所有者,剛剛因同一部法律得了一筆橫財。
有組織的勞工在1948年11月12日以一場覆蓋美英佔領區的一日總罷工作答。九百多萬工人、接近八成的工薪人口停止工作,這至今仍是德國歷史上最後一次總罷工。他們的要求是對生活必需品實行價格管制、調整工資,以及重新分配兌換所強加的負擔。富爾曼對這一時期的研究認為,改革的「社會市場經濟」這層框架並非事先設計,而是在這種壓力下拼湊出來的;他舉出罷工前兩天、即11月10日艾哈德在經濟委員會上所說的話為證:政府要辦的不是自由市場經濟,而是社會市場經濟 (Fuhrmann, 2017)。
讓步隨之而來。一部分必需品的價格管制恢復了,工資談判被放開,1952年的《負擔平衡法》最終對完好的財產課稅,以補償那些被戰爭和兌換剝奪的人。企業辭退了在勞動力是唯一值得囤積之物的年代裡囤下的人手,失業率因此上升,1950年達到10.3%,直到五十年代中期才降到低個位數。奇蹟年代的帳,是由1948年10月被註銷存摺的那一代人預先付掉的。
一座城市,兩種貨幣
蘇聯當局對西方的計畫一無所知,並在七十二小時內作出反應。1948年6月23日,蘇佔區推出了自己的改革;由於沒有印好新鈔,起初只能在舊帝國馬克鈔票上貼優惠券,也就是柏林人稱作「壁紙馬克」的優惠券馬克。西方國家把德國馬克推行到自己在柏林的管轄區——一塊深嵌在蘇佔區中的飛地——6月24日,通往這座城市的陸路關閉。隨之而來的封鎖持續到1949年5月12日,靠空運補給。一項貨幣決定引出了冷戰的第一場軍事對峙,幾個月後,兩個德國國家出現了。
從制度上說,這場改革留下了一家為杜絕重演而設計的中央銀行。1948年3月1日由盟軍按照仿照聯邦準備制度的聯邦制模式設立的德意志各邦銀行,與當時尚不存在的政治家保持距離,運作著新貨幣;它在1957年成為德意志聯邦銀行,並把對遷就政府的反感帶進了此後受其影響的每一項制度設計之中,包括在十一種歐洲貨幣於一夜之間被鎖定之後取代它的那一個。德國對貨幣融資的抗拒通常被追溯到1921至1923年的威瑪惡性通膨,那場事件完成了文化上的功課。1948年的改革完成了制度上的功課。而真正把教訓釘牢的,不是一個人一生中的第一次沒收,而是第二次。
當時就有可供對照的例子,而且方向相反。匈牙利以福林在1946年8月結束了有紀錄以來最嚴重的貨幣崩潰,蘇佔區也搞了改革,但兩者都沒有把新單位與取消管制配成一套。當時正在抵達西歐的一百三十億美元馬歇爾援助,在德國比在別處走得更遠,道理也是一樣的:它所花出去的那種貨幣上,帶著一個能向任何人說明點什麼的價格。
特能鮑姆1949年離開德國,此後又做了十年歐洲復興方面的工作,1975年去世,終年五十四歲,在他起草了貨幣的那個國家裡幾乎無人記載。艾哈德當上了總理。某個星期日上午從配給站窗口遞出的四十馬克,大概夠一家人過一個星期,也為發行它的機構買下了四十年的信用——那份信用,它始終沒有必要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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