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塞冬泡沫：0.8澳元的镍矿空壳如何涨到280澳元

1969年9月29日星期一下午，阿德莱德证券交易所收到一份简短公告，来自一家在场经纪商大多已不再关注的公司。波塞冬公司称，在西澳大利亚州卡尔古利以北约350公里的灌木地带、温达拉山附近矿区的钻探中打穿了镍硫化矿。公告里没有任何化验数据，也没有矿量估计。

波塞冬在上一个星期五收于1.85澳元。那个星期一收于5.60澳元。两天后，董事们发布了一份更详细的声明，称他们认定这是一处重大发现，股价在一个交易日内从6.60澳元走到12.30澳元。到10月最后一周，价格已是38澳元，而买方已经不再追问钻孔岩芯的化验结果究竟如何。

首次公告五个月后，波塞冬触及280澳元。

一家休眠公司和一个端着淘盘的人

波塞冬公司是一家遗留下来的空壳。它在数十年前注册，一直以近乎空无一物的姿态挂在阿德莱德的板上，直到阿德莱德股票经纪人诺曼·希尔洛在1968年将一批矿业权注入其中，成为最大股东。公司的营运资金少到其勘探计划要靠一辆卡车和几个人来完成。

其中一人是名叫肯·舍利的探矿者，他当时在西澳大利亚东北部金矿区的拉弗顿一带圈定矿权。那片土地上的镍硫化矿会通过所谓的铁帽显露自己，那是一层被铁质染红的风化盖岩。这一地区已经贡献过一座真正的矿山：西部矿业公司1966年在坎巴尔达打到了硫化矿。温达拉是靠人走过去发现的。舍利的样品支持了钻探计划，而这个钻探计划带来了九月的公告。

市场拿到的是一项发现声明，却几乎没有任何可供定价的信息。镍产自这样一类矿体，其价值取决于品位、矿量、埋深、选冶性能，以及把精矿运到冶炼厂的成本。波塞冬一项都没有公布。投资者只能用一个当时正在异常波动的商品价格去填补这个空白。

故事背后的金属

1969年的镍需求之所以紧张，原因与澳大利亚无关。工业化经济体的不锈钢消费在上升，而美国为越南战争所做的采购又从一个几乎没有闲置产能的市场中抽走了额外吨位。供给高度集中：加拿大国际镍业公司，即因科，凭借安大略省萨德伯里的作业掌握着西方世界产量的绝对份额。

1969年7月，因科萨德伯里的工人罢工。这次停产持续了数月，在需求最旺的时刻抽走了全球供给的一大块。生产商合同价无法出清市场，买家于是转向伦敦的自由市场。1969年11月初，镍在那里达到每吨约7000英镑，是持有合同的工业用户所付生产商价格的数倍。

一位在悉尼读到某家澳大利亚小公司找到镍硫化矿的散户，不需要懂矿石品位就能得出结论。金属稀缺，价格在涨，而据说波塞冬拥有很多。

悉尼的成交量超过华尔街

澳大利亚的矿业投机运行在一个没有全国性监管者的市场结构之上。六家州立证券交易所各自独立运作，各写各的上市规则，各管各的会员。公司注册和招股书审查归各州公司事务办公室。没有任何联邦机构对整个证券业拥有管辖权。

纸张涌入了这个结构。悉尼的矿业上市公司从1969年初的86家增至年底的145家，另有约100家排队等待上市。整个繁荣期共有242宗新上市募得约4.43亿澳元现金，这些钱交给的勘探公司往往只有几份矿权和一个意向。1969年10月的成交之重，使悉尼交易所当月按股数计的交易量超过了华尔街。从10月到12月，矿业指数上涨了44%。

西蒙关于澳大利亚资产价格阶段的研究，把这轮镍矿繁荣视为国内最清晰的一例：价格变动无法与任何站得住脚的现金流估算相调和；他还指出当时作为依据的那些发现在文献上有多么单薄 (Simon, 2003)。作为财经记者报道过这轮繁荣、后来写下其标准叙事史的赛克斯则描述了一个市场，在其中勘探公司与炒作运作之间的界线实际上已经溶解 (Sykes, 1978)。

给一个未经测量的孔洞估值

到1970年1月，股价已经跑得够远，经纪商开始发布估值来为其辩护，而这些估值是从股价倒推出来的，不是从地质向前推算出来的。

伦敦一家机构传出的数字是每股最高382澳元。潘缪尔·戈登公司走得更远，告诉客户波塞冬「保守估计值500澳元，乐观一些则值582澳元」。这些数字建立在假定的矿量、假定的品位，以及1969年底的镍价将会持续这一假定之上。三者没有一项得到确认。温达拉矿体尚未圈定，不存在采矿方案，也没有任何选冶试验证明这种矿石可以经济地选出精矿。

波塞冬的市值在高点时约为7亿澳元，大致相当于必和必拓的三分之一。而必和必拓当时拥有这个国家的钢铁工业、一项油气业务，以及每天都在产生收入的在产矿山。波塞冬什么也没生产。

来自塔斯马尼亚的杂货商

最能说明当时市场状态的一幕发生在另一家公司身上。

塔斯米尼克斯公司在拉弗顿东北约125公里的芬恩山持有一处矿权。1970年1月27日，塔斯米尼克斯及一家关联公司的几位董事到访现场，其中一人把钻孔中取出的物料淘洗了一遍，确信自己看到的是镍。在场的地质学家告诉他不是。当天塔斯米尼克斯股价冲到18.50澳元，收于16.80澳元。

当晚，墨尔本一位财经记者打电话给公司董事长比尔·辛格莱恩，问他们找到了什么。本业是塔斯马尼亚杂货商的辛格莱恩说塔斯米尼克斯打到了镍，而且它「可能比波塞冬更大更好」。这句话被刊出，在澳大利亚入睡时传到伦敦，塔斯米尼克斯在隔夜的伦敦市场上成交于96澳元。第二天在澳大利亚开盘后，价格稳定在约40澳元。

芬恩山的钻探最终给出了不具经济价值的结果。并没有发现。一只股票从约3澳元涨到96澳元再跌回来，其依据是一位记者与一位董事长之间的一次通话；而这位董事长看到的是同事端来的一盘泥土，并且被自己公司的地质学家当场否定。

断裂

矿业股在1970年1月见顶，波塞冬本身在2月见顶，盘中280澳元。回撤持续了那一年余下的时间，还不止。

先垮的是镍。萨德伯里的罢工结束、供给恢复之后，伦敦自由市场价格在1970年全年陡降，到12月已回到接近繁荣前的水平。那种让一个未经界定的矿体显得值钱的稀缺，就这样不复存在了。

接着，温达拉的地质给出了自己的判决。持续钻探显示，镍的品位低于市场上流传的早期数字所暗示的水平，而品位更低意味着每获得一吨含镍金属就要处理和磨选更多矿石。成本高出了经纪商估值所假定的水平，而金属价格恰在同一时刻落到了那个水平之下。

波塞冬股价在1970年3月中旬跌破200澳元，4月初跌破150澳元，并在该月结束前跌破100澳元。整个市场随之而动：1970年1月见顶的全矿业指数，在1971年11月结束前失去了约三分之二的价值。

温达拉最终确实成了一座矿山。生产于1974年开始，但那时的经济性已无法支撑发现它的那家公司，波塞冬在同一年进入破产管理。它于1976年退市。西部矿业公司接手了这项作业，一直运营到1990年代初。真实的矿床、真实的矿山，股东却因为买入时付出的价格而被摧毁——这一格局与终结1840年代英国铁路狂热的格局相同。那时被认购的线路大部分最终也建成了，而大部分认购者依然赔光了钱。

参议院过问此事

1970年3月，在市场仍在下跌之际，澳大利亚参议院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证券业以及六家州立交易所的运作。塔斯马尼亚自由党参议员彼得·雷出任主席。委员会工作了四年。

1974年提交的报告是一致通过的，而且它不是一份关于投资者心理的研究。委员会是去寻找行为的，并且找到了。报告记录了「新股发行以及既发行股票分配过程中大量不当做法」，并写下了「股票市场中内幕交易、操纵及其他滥用行为」的证据。公司高管及其关系人在公告之前买入。发行操作者把股票配给受优待的客户。本应管束自身会员的交易所，按委员会的解读，并没有这样做。

墨尔本《时代报》称这份报告「大概是联邦成立以来两院所产出的最具爆炸性的文件」。

雷的委员会还得出了各州回避了十年的结构性结论。报告说，澳大利亚需要的是「一个面向全澳大利亚、对监督证券业负有广泛责任的联邦监管机构」。它的警告直截了当：「我们毫不怀疑，在缺乏有效监管组织的情况下，对投资者的盘剥将会继续」；而政府「若不大幅提升监管程序，以防范近年这种规模的欺诈、滥用与无能重演，那将是不负责任的」(Rae, 1974)。

落实很慢。全国公司与证券委员会于1979年立法设立，采取联邦与各州分享权限的协作制度，这一安排谁也没能满意，执行力始终单薄。直到1991年1月1日，澳大利亚证券委员会依据1989年的法律开始运作，澳大利亚才拥有一个具有全国覆盖的单一监管者，也就是后来的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温达拉山的那份公告与为回应它而建立的制度之间，隔了二十一年。

那个价格在衡量什么

波塞冬常常被归入那类根本不存在任何东西的案例。这一次并非如此。温达拉确实有镍，矿床确实被开采，最先取样那片铁帽的人对它所指示的东西判断正确。失败发生在发现与估值之间的那一段区间——投机用一个从加拿大劳资纠纷借来的商品价格，和一组无人测量过的矿量数字，填满了这段空隙。

正是这段空隙，使这一事件值得与十年后亨特兄弟的白银逼仓相比较：那时金属同样是真的，头寸同样毁于价格的回归。它也可以与19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给那些收入模式真实却尚未建成的企业定价的方式相比。在每一例中，资产都是存在的，不存在的是贴在它上面的那个数字。

肯·舍利找到了一处值得开采的矿体。1970年2月付出280澳元的股东买到的是另一样东西：一个由安大略的罢工在伦敦定下的镍价，乘以一个波塞冬内部还没有人拿得出来的矿量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