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拉油骗局：海水如何压垮华尔街两家经纪商

美国运通实地仓储公司的检查员会爬上焊在新泽西州贝永储油罐外侧的梯子，拧开罐顶舱盖，把一条坠了重锤的量尺放进黑暗里。他把量尺提上来，上面沾着植物油，深度大致合乎事先告知的数字，于是他把数字写在记录板上，走向下一个罐。这套程序不可能查出真正要紧的事：量尺之下那一整柱液体，大半是从纽瓦克湾抽来的水，上面只浮着几英尺大豆油。

凭着记录板上的那些数字，美国运通签发了仓单。凭着那些仓单，五十余家银行与商品行向安东尼·德安杰利斯放出了将近1.8亿美元。当仓单所写的油被证明从未存在时，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两家会员公司在一周之内倒闭，交易所有史以来第一次伸手向会员筹款，替一家破产经纪商的客户付账；而美国最知名的金融招牌之一，则为自己究竟要替这桩骗局补上多少而争辩了此后四年。

来自布朗克斯的人

安东尼·德安杰利斯人人都叫他蒂诺，1915年生于布朗克斯，很早便辍学，到华盛顿市场的一家肉铺做工。他做得很好。到1949年，他已是新泽西大型肉类加工企业阿道夫·戈贝尔公司的总裁，并且学会了此后决定他全部生涯的那个门道：政府采购计划出手大方，而它的检查员人手不够。

戈贝尔向全国学校午餐法计划供货，1952年被查出以次充好，向联邦政府多收了3.1万美元，并出运了两百多万磅未经检验的肉类。南斯拉夫政府就不合规格的猪油提起诉讼，西德政府也就质量提出申诉。戈贝尔进入破产。自始至终担任总裁的德安杰利斯没有被起诉，三年后，他在贝永的一片滨水地块上注册了联合粗制植物油精炼公司。

联合公司的生意在轮廓上是正当的。棉籽油与豆油是大宗出口品，「粮食用于和平」计划为海外装运提供补贴，一个能便宜买进、成批运出的精炼商确有实实在在的买卖可做。到1960年代初，联合公司已经在经手美国植物油出口中不算小的一块，德安杰利斯在商品圈里也算有身份的人物：一个穿廉价西装的大块头，办公室简陋，据说从不记错一笔运价。

一座不属于任何人的仓库

使这桩骗局成为可能的，是一种叫作实地仓储的安排，用来对付那些体积太大、无法搬动的抵押存货。仓储公司租下借款人自家场地的一角，取得存放其中货物的法律保管权，再签发可转让的仓单，由借款人质押给贷款人。既然仓储人站在借款人与银行之间，银行也就省去了自己去查验的麻烦。

德安杰利斯的堂弟迈克尔·德安杰利斯找上美国运通实地仓储公司，提议在联合公司位于贝永的油罐区开设一处设施。美国运通接下了这笔生意。那个年代的实地仓储利薄，惯常的省钱办法是就地雇用保管员，而不是为每个场地派驻外来人员——实际操作上，这意味着雇用借款人自己的员工，请他们汇报自己的雇主。

在贝永，美国运通让德安杰利斯自己挑保管员。他挑了朋友和亲戚，他们报上去的罐内读数，就是联合公司需要的数字。美国运通偶尔派自家检查员到场时，物理规律替他们把剩下的事办妥了：油会浮起来，所以一只十分之九装着海水的罐子，从罐顶放下的量尺照样给出正确读数。若检查员想看好几只罐，联合公司的人便赶在巡视之前，用场区管道把同一批油从这只罐挪到那只罐。

到1963年秋，流通在外的仓单所记载的，是以联合公司名义存放在贝永的约90万短吨植物油，也就是18亿磅左右。那些罐里实际装着五万五千吨上下。这些仓单所写的油，还多于农业部认为全美国境内存在的总量——只要有人肯把两个公开数字并排放着看，这处矛盾谁都看得见。没有人这样做，因为每个贷款人只看见自己手上的那几张仓单，而每一张上都印着美国运通的名字。

逼仓

假抵押是手段，目的是一场赌注。德安杰利斯用借来的钱买进棉籽油与豆油期货，逻辑是：足够大的多头持仓能抬高价格，价格一高，贷款背后的抵押品就更值钱，更值钱的抵押品又能支撑更多借款。杰里·马卡姆关于美国商品监管的研究，把这一案例当作教科书式的逼仓来处理——一场完全靠不存在的纸张融资的逼仓 (Markham, 2002)。

这场赌注有一个具体的触发点。整个1963年，交易者都预期损失了大半收成的苏联会以足以清空市场的规模买进美国谷物与油籽。德安杰利斯为此押得很重。11月15日，美国参议院中止了与莫斯科的小麦出口谈判，业内于是断定：传闻背后的那些植物油订单不会来了。

豆油在11月15日星期五收于每磅9.875美分，星期一收于9美分，11月19日星期二收于7.75美分。跌两美分出头，听上去不算什么。可是对一个用借来的钱、以极薄保证金堆起来的仓位而言，这是致命的，而且它偏偏在德安杰利斯最需要抵押品涨价而非跌价的那一刻到来。联合粗制植物油精炼公司就在那个星期二申请破产。棉籽油主要的交易场所纽约农产品交易所暂停了该合约的买卖，此后再未真正夺回这块生意；没几年，它作为一家商品市场就彻底停止了运作。

两家经纪商与两万名客户

联合公司的崩塌，首先落在替它承接期货账户的那些公司身上。其中最大的一家是艾拉·豪普特公司，一家历史悠久、声誉良好的交易所会员，约有两万名客户，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未听说过什么植物油。豪普特允许联合公司以极薄的保证金交易，并且走得更远：它用联合公司的仓单向银行借款，再把这笔钱转回给自己的客户。

当各交易所就联合公司的持仓追加约1410万美元保证金时，豪普特拿不出来，而它质押给大通曼哈顿、花旗、摩根信托与汉华实业的那些仓单，只值票面的一小部分。一家联邦法院后来平实地记下了这个机制：与联合公司的往来使「艾拉·豪普特公司的资产对负债之比降到纽约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的最低要求之下」。交易所在1963年11月20日将该公司停牌，同时被停的还有承接了同一账户较小份额的J.R.威利斯顿-比恩公司。到11月21日，这个窟窿的规模按法院的说法是「两千万美元上下」。

停牌两天之后，11月22日星期五下午，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中枪。交易所在下午2时7分停止交易，当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711.49，当日下跌21.16点，此后为葬礼歇市至星期一。那次停市无论还做了什么，它至少给交易所的理事们挣来了一个本来不会有的周末。

交易所决定付账的那个周末

没有任何规定要求纽约证券交易所保护一家破产会员的客户。在1963年，经纪商倒闭意味着客户排进普通债权人的队伍，等上几年，拿回每美元几美分。交易所的理事们看着这样的两万名客户，也看着一个即将在总统遇刺之后重开的市场，断定那条队伍才是更大的危险。

他们整个周末都在开会。11月25日星期一，也就是豪普特关门后的第五天，交易所、豪普特的债权银行与该行的普通合伙人签署了一份协议，其条款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后来写得很清楚：「交易所垫付了950万美元，用以支付豪普特的客户债权人；各银行同意，按交易所每垫付一美元即将自身对豪普特的债权劣后两美元的比例作出让步。」交易所通过向自家会员摊派筹措份额，最终见诸报道的承诺额约为1200万美元。查尔斯·塞利格森被指定为豪普特破产案的受托人，此后数年都在清理残局。

市场于11月26日星期二重开。道指上涨32.03点至743.52，涨幅4.5%，在当时是该指数历史上最大的单日涨幅。豪普特的客户拿回了自己的证券。没有任何别的券商出现挤兑，而这正是整件事的全部用意。

代价

各贷款方的损失合计超过1.8亿美元，按今天的价值约合二十亿美元。邦吉公司与大陆谷物公司蒙受损失，纽约、英国与以色列那些从未见过贝永便贴现了联合公司票据的银行也是如此。

背负最重一份的是美国运通，而它的董事会面对的问题是：它究竟必须背吗。仓单是由一家子公司签发的，一场强硬的法律抗辩本可限制母公司的敞口，或者干脆把子公司推入破产。公司选择了付钱，理由是：一家全部生意就是旅行支票与签账卡的企业，不能让人看见它否认自己签发的纸。美国运通以约6000万美元了结了各项索赔，资金来自准备金、保险追偿与新增债务。

它的股东就没有这么从容。股价从1963年10月的65美元左右跌到1964年1月的37美元上下，九十天内跌去四成有余。当时在奥马哈经营合伙基金的沃伦·巴菲特，用随后两年把这只股票买了进来，最终投入约1300万美元，约占合伙资本的四成，判断是：签账卡与旅行支票这两项特许经营，并未被新泽西发生的任何事情动摇。罗杰·洛温斯坦的记述把这笔交易视为巴菲特第一次以对一门生意的定性判断，压过对其资产负债表的定量判断 (Lowenstein, 1995)。他在1967年年中之前以92.50美元上下卖掉了大部分仓位。

德安杰利斯对四项指控认罪，被判二十年。他服刑七年，1972年获释。《华尔街日报》的诺曼·C·米勒因报道此案获得1964年普利策全国报道奖，翌年把它写成一本书；他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美国运通内部有人参与其中。他找到的是一条由人组成的链条，链上每一个人都指望着别的什么人已经看过了 (Miller, 1965)。就在接管人清点油罐的时候，《时代》周刊登出的德安杰利斯侧写用的标题是「骗过所有人的那个人」。

这桩骗局留下了什么

实地仓储再也没有恢复。贷款人一向把仓单当成一份让实物查验变得多余的文件，而贝永表明：一张仓单的好坏，只取决于清点货物那个人的独立程度——这个道理，为1990年代住友铜持仓提供融资的银行不得不重新学一遍，在马多夫骗局中照单全收托管方对账单的所有人也是。联合公司具体的结构性弱点在于：为存货出具证明的保管员，工资是由存货的主人发的。每当审计师、评级机构或仓储人由被报告的对象付酬时，同一个弱点就会重现。

商品监管者从中得出的结论要窄一些，落在油籽合约的持仓限额与保证金上。回头看，德安杰利斯试图做成的逼仓，像是1980年亨特兄弟白银逼仓一次资金不足的预演：同样的算术，同样依赖借来的钱，同样发现融资一断，逼仓也就散了。

持久的后果落在证券这一侧，而且并不是交易所打算立下的。通过替豪普特的客户付账，纽约证券交易所第一次确立了：会员公司的破产是交易所的问题，而不是客户的倒霉。七年之后，这条先例被试到了崩溃：1967年至1970年的单据危机埋掉了一百多家公司，也表明理事们在一个周末拼凑起来的自愿基金，吸收不了一波接一波的倒闭。国会用一套法定制度取而代之，理查德·尼克松于1970年12月30日签署了《证券投资者保护法》。

艾丽斯·施罗德关于巴菲特这笔买入的记述提到，主持美国运通的那些人整个冬天都在争论一项并非由他们招致、而且多半躲得掉的责任 (Schroeder, 2008)。他们付了钱，因为另一种选择是向手握数十亿美元旅行支票的人解释：为什么公司签在纸上的名字，不像他们以为的那样值钱。真正的敞口在这里，而贝永的任何一只油罐都与之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