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物法》的废除：英国转向自由贸易的1846年

1845年10月中旬，罗伯特·皮尔爵士开始阅读来自爱尔兰的报告，内容是一种无人能够辨识的病害。马铃薯植株在田里发黑倒伏，先是在东部，随后蔓延各处；起出时看着完好的块茎，几周之内便在贮藏窖中化为灰色的浆糊。皮尔已任首相四年，他所领导的保守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捍卫英国小麦的价格而存在的。那个月还没有过完，他便向内阁传阅了一份备忘录，提议拆掉这道防线。

这件事耗去八个月，夺走了他的政权，使他的政党分裂了整整一代人，并催生出十九世纪最为重大的一部通商立法。随之而来的既不是地主们预言的英国农业崩溃，也不是改革者许诺的立时可得的廉价面包。发生的是更奇怪的事：二十五年里几乎什么都没有变，而此后一切都变了。

每夸特八十先令

《谷物法》由来已久，但皮尔所承接的那个版本是和平的产物。1815年3月23日，拿破仑刚从厄尔巴岛返回，英国谷价已从战时高点滑落，议会通过了《输入法》。它的规则直率到近乎粗鲁：在国内价格达到每夸特八十先令之前，外国小麦根本不得进入英国港口。低于这条门槛，市场就是关闭的。那些凭着战时价格举债、圈地、开沟排水的地主，等于领到了一道垫在地租底下的法定地板。

法案还在委员会审议时，伦敦已经发生骚乱，军队被布置在曾为它发言的议员宅前。这一反应让议会对面包的政治学有所领悟，八十先令的禁令也逐步放宽。威廉·赫斯基森在1820年代的修订，到1828年在威灵顿内阁之下化为滑动税率制，以随价格上涨而递减的关税取代了一刀切的禁止。皮尔本人又在1842年的预算中再削税率表，降低最高税额，并裁减七百多项其他关税，所失税收则靠将所得税以每镑七便士的税率复活来填补——这项本该三年后失效的和平时期征课，至今未曾消失。

那些改革中的每一项，都是把争论本身让了出去的退让。滑动税率制承认，被管理的对象其实是价格。一旦保护从一道墙变成一个旋钮，剩下的问题只是把它拧到哪里，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属于政治，不属于原则。

曼彻斯特的机器

反对《谷物法》的声音自1815年便有，多半停留在小册子层面。它成为一股政治力量是在曼彻斯特。1838年当地成立了反谷物法协会；次年三月，来自各制造业地区的代表把它改组为全国性的反谷物法同盟，其组织程度在英国公共生活中几乎找不到先例。

曼彻斯特的印花布商理查德·科布登与罗奇代尔的纺纱厂主、贵格会教徒约翰·布莱特，以道德不亚于经济的语调陈述同盟的主张。为地主之利而对面包课税，是从劳动者工资中行窃；被挡在门外的谷物，同时也是被挡在门外的英国布匹，因为一个不能向英国出售小麦的国家，也买不起兰开夏的棉织品。二人的论证把私利与良心织得如此紧密，以致当时人始终无法把它们分开，史家亦然。

使同盟真正可畏的是行政能力，而非辞令。同盟利用1840年开办的一便士邮政，把小册子以百万计地散发出去。它雇用有薪讲师，办一份周报，而最见效的一项是系统地经营选民名册：买入四十先令的自由保有地以制造合格的郡选民，并逐条质疑保护主义者的登记。科布登1841年由斯托克波特进入议会，布莱特1843年由达勒姆进入议会，于是压力从议场内外同时施加。谢里尔·松哈特－贝利分析表决名单与选区数据，认为同盟真正的成就并不在于改变公众的信念，而在于改变了在任议员对自身利益的认知 (Schonhardt-Bailey, 2006)。

皮尔本人的转向此后一直聚讼不已，因为在一个把信念与算计都藏得很好的人身上，两者极难剥离。道格拉斯·欧文对这一段的解读，着重于皮尔对关税负担归宿的理解：他已相信保护抬高了地租却并未保障供给，而捍卫它的政治代价终将超过它给受保护阶级带来的好处 (Irwin, 1989)。诺曼·加什翻检皮尔的文书，发现的是一个早在病害之前就已断定此制无从辩护、只在等待时机的人 (Gash, 1972)。

致病疫霉提供了这个时机。

内阁破裂

皮尔于1845年11月1日把提案交付内阁，发现自己在同僚中属少数。整个十一月直至进入十二月，他都在推进，身后有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和少数几人，而内阁多数——其中斯坦利勋爵最不可动摇——拒绝配合。12月5日，他辞职了。

替代的方案并未成形。辉格党领袖约翰·罗素勋爵受邀组阁，接受了委任，用两周时间未能凑齐人手，随后把大命交还。1845年12月20日，皮尔带着一种奇特扩大了的权威回到任上：此时唯一能够执政的人就是他，而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

他在1846年1月27日提出废除法案。该法案并非一举取消关税。它在御准之时大幅削减税率表，将降低后的过渡税率维持两年半，并规定整套结构于1849年2月1日失效，只留下每夸特一先令的名义登记税——这道登记税本身也在1869年被罗伯特·洛扫除。保护将按一份公布的时间表撤除，这在政治上老练，在经济上却几乎无关紧要，因为这份时间表的存在，已经告诉欧洲每一位粮商，1850年的英国需求会是什么样子。

5月15日的表决

辩论持续数月，最终变成对一个政党的摧毁。本杰明·迪斯雷利，一名没有官职、只有积怨的后座议员，通过指控皮尔犯下以对手的原则治国之罪，把自己变成了被背弃者的声音——用他早先一次攻击中的说法，皮尔趁辉格党人沐浴之际拿走了他们的衣服。这话好笑，准确，而且致命。

三读于1846年5月15日以327票对229票在下院通过。看清这些票从何而来，断裂的规模便一目了然：皮尔是靠辉格党、激进派与爱尔兰议员的支持才通过了自己的法案，而他本党保守党议员中约有三分之二投票反对他。上院里，土地利益并非一个派系，而是宪政本身，人们因此预料法案会在那里被扼杀。结果是威灵顿把上院管住了，理由是下院既已通过、国王的大臣们又已以身相赌的法案，上院不能安然摧毁。他对整件事的私下评断则没有这么高尚，他那句烂掉的马铃薯办成了一切、是它把皮尔吓破了胆的话，比多数演说活得更久。

御准在1846年6月26日下达。就在同一个夜晚，皮尔的政府在一项爱尔兰强制法案上落败，推倒它的是为了惩罚他而与反对党一同投票的保护主义保守党议员。他于6月29日辞职，并在结束其政治生涯的演说中把功劳让给了别人：

“理应与这些措施的成功联系在一起的名字，是一个人的名字。我相信他出于纯粹而无私的动机行事，以不倦的精力倡导这一事业，并以因其不加修饰、不施铺陈而更值得钦佩的雄辩，向理性发出呼吁——这个名字是理查德·科布登。”

他也写下了自己的墓志铭，并且心里明白：“或许有一天，在那些命定要劳作、要以额上汗水挣取每日面包的人的居所里，我的名字会偶尔被人以善意的言辞记起。那时他们将用丰足而不纳税的食物恢复耗尽的体力，而那食物会更甜，因为它不再被一种不义之感所发酵。”

皮尔再未出任官职。他的政党既已逐出自己最有才干的行政家，直到1874年才重新赢得议会多数。

什么都没发生的二十五年

关于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那次自由化，有一个令人为难的事实：小麦并没有便宜多少。

读这条序列，故事讲的是天气，不是立法。价格在最严重的饥荒年份1847年冲到约七十先令，而那时废除早已是法律。1851年落到接近三十八先令的低谷，随后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因俄国与多瑙河流域的供应被切断而再度攀上七十先令以上。整个1860年代，小麦在四十、五十、六十先令之间摆动，1867年又一次触及六十四先令。一位1870年的观察者若把废除后的十年与之前的十年相比，会很难辨认出这次干预。

杰弗里·威廉森对1840年代《谷物法》实际作用的估计，有助于解释原因。滑动税率制早已削减甚多，而英国需求的增长又远快于波罗的海与黑海可供出口的余粮，因此1840年代初真正起约束作用的关税并不大——废除所解除的，是一道已经不太起约束作用的限制 (Williamson, 1990)。1850年的欧洲大陆根本无法把足够多的谷物装上船以撼动英国价格。世界上没有多余的小麦。

改变这一点的不是一部法令，而是另一块大陆上的物流革命。凯文·奥罗克与杰弗里·威廉森把真正的谷物入侵定位在1870年代，其动力是美国铁路里程、钢壳蒸汽船，以及压平了利物浦与芝加哥价差的海运费下跌 (O'Rourke and Williamson, 1999)。大草原的小麦所需要的制度装置，与它所需要的路基一样多：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在1848年至1865年间组装起来的那种经过分级、入仓、可订约的蒲式耳，才使利物浦的磨坊主能够买下一船自己从未见过的谷物。当这套机械成熟时，英国小麦价格跌到了1846年无法想象的水平——到1890年代已在二十几与三十出头先令之间——英格兰的耕作农业则进入了一场它再未完全走出的萧条。

因此废除关系极大，只是滞后了四分之一世纪；而它的作用在于，恰好在世界学会大规模种植并运输余粮的那一刻，让英国的大门保持敞开。这既是远见，也是运气。

废除没有做到的事

它没有拯救爱尔兰。废除以饥荒为由获得正当性，却与饥荒近乎无关，因为爱尔兰的约束并不是进口谷物的价格，而是需要它的人手里彻底没有钱。1845年至1852年间约有一百万人死亡，另有一百万人移民离去，而谷物与牲畜仍持续离开爱尔兰的港口。皮尔政府购入印第安玉米并组织公共工程，继任的辉格党政府的救济政策则更为狭窄。

它也没有让保护主义从英国政治的议题中消失。它所做的，是改变了必须由哪一方来举证。科布登的下一项事业是互惠的：他与米歇尔·谢瓦利耶谈成、并于1860年1月23日签署的通商条约，同时削减法国关税与英国的葡萄酒、白兰地关税，并在欧洲引发了一连串最惠国待遇条约。自由贸易由一项主张变成一项前提，并且作为前提维持了八十六年——穿过1880年代的压力，穿过1903年再一次分裂保守党的关税改革运动，甚至穿过丘吉尔1925年以战前平价重返金本位的紧缩纪律。它终结于1932年，那一年《进口关税法》对英国进口品课以一般关税，而这与在美国催生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是同一波报复浪潮。

1840年代在进行之中时，并不像一个自由主义凯歌的十年。资本正涌入1845年见顶、次年破裂的铁路狂热，1844年的《银行特许法》即将在1847年10月的商业危机中被中止，而给了皮尔废除理由的同一次收成失败，正在为进口粮食的货款抽走黄金。废除、铁路崩盘与1847年恐慌是一桩纠缠在一起的事件，当时人也正是这样经历它的。

宪政山

皮尔在后座度过四年，支持着他亲手武装起来的辉格党。1850年6月29日——距他辞职恰好四年——他的马在宪政山把他摔了下来，他于7月2日去世。科布登活到1865年，布莱特活到1889年，都活得足够长，既看到这套学说成为正统，也足以厌恶许多以其名义所做的事。

在再没有任何关税需要它来触发之后，《伦敦公报》仍然连续几十年每周刊印英国小麦的平均价格，那是一台已被关掉的机器留下的一列数字。1895年，一位诺福克的农人若盯着每夸特三十先令这个数目，他读的其实是堪萨斯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