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大恐慌：一个人拯救美国的故事

没有安全网的体系

1907年秋天，美国没有中央银行。没有最后贷款人，没有存款保险，没有在金融体系陷入恐慌时注入流动性的系统性机制——联邦储备系统还要再过六年才会诞生。当危机来袭时，国家的命运取决于私人金融家的判断力、资源和行动意愿。1907年10月，这首先意味着一个人：美国金融界的巨擘，七十岁的约翰·皮尔庞特·摩根。

20世纪初的美国银行业是一个支离破碎、极不稳定的体系。国民银行在相对严格的联邦准备金要求下运营。州特许银行则遵循更宽松、标准不一的州级监管。但这个体系中最具活力也最危险的角落，被信托公司所占据——这些机构在任何安全网之外悄然构建起了一个杠杆帝国。

信托公司问题

信托公司最初是为管理富裕客户的遗产和信托而设立的。到1900年代初，它们已演变为激进的金融运营商，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并将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和证券——同时持有的现金准备金远低于国民银行。纽约的信托公司只需将大约5%的存款保留为现金，而国民银行则需要25%。这一差距使信托公司得以提供更高的存款利率，从管理更为保守的机构吸走资金。

1897年至1907年间，纽约信托公司的资产从3.96亿美元膨胀至13.9亿美元——增长超过250%。到1907年，它们的合计资产几乎赶上了纽约市所有国民银行的资产总和。然而信托公司并未加入纽约清算所——这个在金融压力时期提供互助支持的国民银行联合体。它们实际上构建了一个巨大的杠杆结构，却没有任何后盾。

海因策-莫尔斯铜矿操纵计划

点燃导火索的是一次失败的联合铜业公司股票逼空行动。张扬的蒙大拿铜矿大亨F.奥古斯塔斯·海因策和他的同伙查尔斯·W.莫尔斯——一个控制着银行连锁和轮船航线的金融家——认为空头已经打压了联合铜业的股价。海因策计划大举买入，迫使空头在高价回补。

1907年10月14日星期一，海因策发起了逼空行动。联合铜业的股价在一个交易日内从39美元飙升至60美元。星期二他要求空头交付股票，预期他们会手忙脚乱。然而他们并没有。空头轻松地从海因策未曾预料到的来源找到了股票，联合铜业在星期三从60美元崩跌至10美元。海因策破产了。

一个铜矿大亨的投机失败本可以作为孤立事件加以控制，但海因策的触角深入银行体系。他是商业国民银行的行长；莫尔斯控制着其他几家银行。一旦他们的亏损曝光，储户开始从与任何一人相关的机构提取现金。10月19日，纽约清算所迫使两人辞去银行职务。但为时已晚——传染已经在蔓延。

尼克博克信托的崩溃

10月21日星期一，国民商业银行宣布将不再为尼克博克信托公司办理票据清算——这是纽约第三大信托公司，持有超过6500万美元的存款。尼克博克的行长查尔斯·T.巴尼与莫尔斯和海因策都有商业往来。拒绝为一家信托公司清算票据，等同于公开宣布不信任。

次日上午，挤兑已经开始。储户在尼克博克位于第五大道和第34街的华丽总部大楼外排起了绕街区一圈的长队。不到三个小时，信托公司支付了800万美元后于中午暂停支付。巴尼被迫辞职；翌年他自杀身亡。

如果纽约第三大信托公司能在一夜之间倒闭，那没有任何机构看起来是安全的。挤兑蔓延到美国信托公司和林肯信托公司。投资者争相套现，股价暴跌，最大回撤逼近了直到1929年才会再次出现的水平。

摩根接管指挥

危机爆发时，J.P.摩根正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出席美国圣公会会议。10月19日他返回纽约，立即掌握了控制权——不是某个政府机构或中央银行的控制权，而是危机本身的控制权。他在第36街和麦迪逊大道交汇处的私人图书馆（如今的摩根图书馆所在建筑）运筹帷幄，召集纽约各大银行和信托公司的行长，开始策划一系列任何公共机构都无力尝试的救助行动。

10月22日晚间，当美国信托公司岌岌可危时，摩根派遣本杰明·斯特朗——日后成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首任行长——连夜审查其账簿。斯特朗的结论是：该信托公司具有偿付能力，资产超过负债，但缺乏足够的流动现金来抵御持续的提款。摩根组织了一个银行辛迪加提供紧急贷款，10月23日，美国信托公司凭借摩根财团提供的现金开门营业。

10月24日危机再度加深。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警告摩根，交易所将不得不提前休市。券商无法获得贷款来维持其股票头寸，隔夜拆借利率飙升至年化100%以上。几分钟之内，摩根从各大银行组织了2500万美元资金池并送往交易大厅，避免了被迫休市。

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摩根主导了一场全面的稳定行动。他说服美国财政部将2500万美元政府资金存入纽约各银行。他组建了第二个1000万美元的资金池以支撑信托公司。当纽约市本身因无法出售债券而面临工资支付困难时，摩根安排其辛迪加购买了3000万美元的市政债券。而在一次令人瞠目的大胆操作中，他利用这场危机为美国钢铁公司收购田纳西煤铁铁路公司获得了批准——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那里取得了不追究反垄断责任的承诺——这在正常情况下是不可想象的交易。

联邦储备系统的诞生

摩根遏制了恐慌，但教训不容忽视。美国不能继续依赖一位私人公民——无论多么富有、多么愿意出手——来防止金融灾难。摩根已经七十岁了。在他身后，没有人具备同等的分量。罗德岛州参议员纳尔逊·奥尔德里奇（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召集了国家货币委员会，研究欧洲银行体系并提出改革方案。

由此产生的成果——部分成形于1910年11月银行家和政治家在乔治亚州杰基尔岛的一次秘密会议——成为了联邦储备系统的蓝图。1913年12月23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签署了《联邦储备法》，创建了由华盛顿理事会监管的十二家区域储备银行。美国第一次拥有了一个能够发行货币、设定准备金要求，以及最关键的——在恐慌时期作为最后贷款人向具有偿付能力的银行提供流动性的机构。摩根没能见到这一天。他于1913年3月31日去世，比该法案成为法律早了八个月。

二十年后，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增加了存款保险以及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分离。但根本性的架构——一个能够介入以防止流动性危机演变为偿付危机的中央银行——源于1907年的教训。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新冠疫情大流行，每当中央银行在金融危机中以最后贷款人身份介入时，它都是在遵循一个模板行事——这个模板诞生于一个认识：不能指望一位年迈的金融家，无论多么强大，永远拯救整个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