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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德国马克改革:西德如何在一夜之间废掉帝国马克

政策与监管历史叙事

1948年6月20日星期日,西占区的每个德国人交出60帝国马克,领回40马克在美国印制的新钞。这次兑换抹去了约93%的货币存量,几天之内让橱窗重新摆满货物,四天之内则关上了通往柏林的道路。

Currency ReformDeutsche MarkLudwig ErhardPostwar GermanyMonetary PolicyBerlin Blockade
来源: Historical records

编辑注释

一种由26岁的美国人在铁丝网后起草、没有一个德国人签字便付诸实施、此后被遵守了半个世纪的货币。

目录

1948年德国马克改革:西德如何替换帝国马克

1948年6月20日星期日,德国西部三个占领区的配给站打开大门,发放一周前还不存在的东西。任何人只要出示配给卡并交出60帝国马克,就能领到40德国马克。这些钞票是前一年秋天在美国印制的,装进约两万三千个木箱运到不来梅港,再存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旧帝国银行大楼的地下室里,由武装人员看守。仅那个周末就有约五百吨纸币运出地下室。美国的策划者给这次运输取了一个代号:猎犬行动。直到发放前两天,除了卡塞尔附近一座戒备森严的营房,几乎没有德国人知道这种货币的存在。

到星期一早晨,曾支撑重整军备、一场世界大战和三年占领的帝国马克已经一文不值。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计价单位,背后没有黄金,没有条约,也没有德国政府——因为当时根本还没有德国政府。此后半年之内,英美占领区的工业产出增长了一半以上。

香烟本位

1948年春天的德国有钱,却几乎买不到东西。希特勒政府1936年11月以法令冻结物价,随后靠一家帝国要多少就印多少的中央银行借款打仗。产能在毁灭,而钞票流通量和存款却在膨胀;物价冻结一直延续到占领时期,因为没有哪个占领国愿意为解冻后暴露出来的通胀背责。经济学家后来把这种状态称为货币悬突:积压的购买力远远超过按法定价格可以买到的商品,而拦住它的只有一纸法律。

被压制的通胀不会消失,它只会改变人们交易的方式。厂长拒收帝国马克,要的是煤、水泥或钉子。农民不肯把粮食送进一个只拿废纸来换的市场。城里的家庭带着亚麻布和银器,踏上所谓的“囤积之旅”,到乡下换土豆。真正的计价单位是美国香烟:黑市上一支卖五到七帝国马克,按官价折算,一条烟抵得上一个月工资。相当大一部分交易已经完全离开了货币经济。关于这一比例的估算不尽相同,但多恩布什和沃尔夫认为,改革前夕的以物易物和补偿交易接近工业成交额的一半 (Dornbusch and Wolf, 1990)。

劳动也照此行事。1948年5月,双占区工人平均每周缺勤9.5小时,其中大半用来找粮食或做交换,因为工资能买到的东西太少,那些时间花在别处更划算。双占区工业生产在1948年3月和6月都停留在1936年水平的51%。此时枪声已停了三年,马歇尔援助也已经在流入。机器在,工人也在。断掉的是把两者连起来的那样东西。

波森楼

十位德国金融专家于1948年4月20日从巴特洪堡被送往卡塞尔郊外罗特韦斯滕的一处前德国空军机场,安置在铁丝网后一栋名叫波森楼的建筑里。他们在那里待了四十九天。信件受检查,探访被禁止,这个集会在德国人的记忆中被称为“货币秘密会议”。从中产生了二十二部法律和法令。

主持这个房间的人并不是德国人。爱德华·A·特能鲍姆当时二十六岁,耶鲁大学经济学毕业,曾在战略情报局服役,负责美国占领当局的货币事务。他到罗特韦斯滕时,核心架构已由华盛顿和伦敦定好,他让德国专家——其中包括路德维希·艾哈德、埃尔温·希尔舍和奥托·普夫莱德雷尔——处理国内细节,而不是原则问题。其中几人主张更温和的兑换,未被采纳。霍尔特弗雷里希依据特能鲍姆的文件所还原的,是一个指令范围狭窄、对德方替代方案几乎毫无耐心的官员。这场改革之所以能如此严厉,原因之一正在于此:没有任何一个需要面对德国选民的人在上面签字。

法律权威来自军政长官,而非德国人。《第一次货币改革法》由西方三国司令官于1948年6月20日颁布,开篇条款规定自6月21日起引入德国马克货币。德国的行政机构是有的:法兰克福的双占区经济委员会,艾哈德自1948年3月起任经济局长。但它对货币没有权力,条款也未征询过它的意见。

X日

兑换的机制是刻意不平等的,而这种不平等正是要害所在。人们赖以生活的流量不动,积累起来的纸面债权则一笔抹去。

债权处理方式
人均现金发放6月20日以60RM换40DM,8月再发20DM
工资、薪金、养老金、房租按一比一折算
企业周转资金每名雇员60DM
银行存款与储蓄先对半分,再按10比1,余下冻结
1948年10月4日后的冻结部分70%注销,20%解冻,10%转入投资账户
金融储蓄的实际折算率100RM = 6.50DM
银行与民众持有的帝国债务全部注销

折算后的银行余额有一半按十帝国马克兑一德国马克进入自由账户,另一半进入冻结账户,处置办法留待九十天内决定。1948年10月4日的《冻结账户法》给出了结论:冻结部分注销七成,解冻两成,一成转入中期投资账户。净算下来,原本持有一百帝国马克的储户最后拿到六马克五十芬尼。卢茨在事发不到一年后于普林斯顿撰文,把货币存量的总收缩算作约百分之九十三 (Lutz, 1949)。

债务与存款没有被对称处理,这场改革由此结下了持久的怨恨。抵押贷款和商业贷款同样按十比一折算,于是房东的债务缩水九成,而债务背后的楼房完好无损。持有帝国公债、战时公债和储蓄存折的人被一扫而空;拥有房屋、工厂、土地和股票的人保住了一切,还甩掉了负债。曾在美方任职并留下早期标准著作的沃利希,把这一分配结果描述为迅速取得一种能运转的货币所付的代价,并没有假称它是公平的 (Wallich, 1955)。

艾哈德的星期日

单靠货币改革,留下的会是一种健全的货币和一批空荡荡的商店,因为1936年的物价冻结仍然是法律。艾哈德在同一个周末凭自己的权限了结了这件事。他挑了盟军办公室关门的星期日,在广播里宣布,大多数工业品的配给和价格管制将随新货币一同结束。他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批准。

美国军政长官卢修斯·克莱将军把他叫了去。克莱本人的记述与艾哈德的记述在随后的对话上是一致的。克莱说,他的顾问全都认为艾哈德干的是一个可怕的错误,问他有什么话说。艾哈德让他不必理会那些人,因为他自己的顾问也是这么说的。这场对峙还有另一个版本:克莱抗议说,他无权改动盟军的价格管制条例,艾哈德回答,他没有改动,他是废除了它们。

占领法规中没有任何条款赋予一位德国经济局长这样的权力,而法律上的问题后来靠一个简单办法解决了——谁也不再提起。艾哈德在随后几周取消了大部分尚存的工资管制、分配命令和配给指令。面包、糖、油脂等少数几样必需品的配给一直延续到1950年。

橱窗

货物在几天内就出现了,那个时期的所有回忆录都描写同一幅景象:周六还只摆着纸板样品的橱窗,到周一已经摆上了鞋子、锅具、自行车轮胎和黄油。这些存货一直都在仓库和后屋里,只是被藏起来,躲开一种没人要的货币和一张卖出去就亏本的价目表。一种人们肯接受的货币,一夜之间把窖藏变成了存货。

Bizonal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dex, 1936 = 100

Source: US Military Government / Bizonal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劳动的回归遵循同样的逻辑。双占区每周平均缺勤时数从1948年5月的9.5小时降到10月的4.2小时。工业生产从6月相当于1936年水平的51%升至12月的78%,到1949年底已比改革时高出约百分之八十一。半年之内出现这样的跃升,无法用新设备来解释。产能一直在,缺的是使用它的理由。

争论从把整场复苏都归功于改革开始。布赫海姆依据档案研究强调,马歇尔援助、盟军对德国工业限制的解除以及管制的取消,都与新货币一同发挥了作用,而且产出在6月之前就已经在缓慢上升 (Buchheim, 1988)。多数经济学家接受的机制比民间叙事窄得多:改革并没有创造出生产能力,它终结了一种让为合法市场生产变得不理性的体制。

账单

价格一放开就猛涨,而偏向自由市场的讲法往往略过这一段。整个秋天生活费用不断上升,工资管制的解除又慢于价格管制。刚眼看着积蓄被砍掉九成以上的家庭,如今又眼看着每周的采买变贵。而实物资产的所有者,刚刚因同一部法律得了一笔横财。

有组织的劳工在1948年11月12日以一场覆盖美英占领区的一日总罢工作答。九百多万工人、接近八成的工薪人口停止工作,这至今仍是德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总罢工。他们的要求是对生活必需品实行价格管制、调整工资,以及重新分配兑换所强加的负担。富尔曼对这一时期的研究认为,改革的“社会市场经济”这层框架并非事先设计,而是在这种压力下拼凑出来的;他举出罢工前两天、即11月10日艾哈德在经济委员会上所说的话为证:政府要办的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而是社会市场经济 (Fuhrmann, 2017)。

让步随之而来。一部分必需品的价格管制恢复了,工资谈判被放开,1952年的《负担平衡法》最终对完好的财产课税,以补偿那些被战争和兑换剥夺的人。企业辞退了在劳动力是唯一值得囤积之物的年代里囤下的人手,失业率因此上升,1950年达到10.3%,直到五十年代中期才降到低个位数。奇迹年代的账,是由1948年10月被注销存折的那一代人预先付掉的。

一座城市,两种货币

苏联当局对西方的计划一无所知,并在七十二小时内作出反应。1948年6月23日,苏占区推出了自己的改革;由于没有印好新钞,起初只能在旧帝国马克钞票上贴优惠券,也就是柏林人称作“壁纸马克”的优惠券马克。西方国家把德国马克推行到自己在柏林的管辖区——一块深嵌在苏占区中的飞地——6月24日,通往这座城市的陆路关闭。随之而来的封锁持续到1949年5月12日,靠空运补给。一项货币决定引出了冷战的第一场军事对峙,几个月后,两个德国国家出现了。

从制度上说,这场改革留下了一家为杜绝重演而设计的中央银行。1948年3月1日由盟军按照仿照美联储的联邦制模式设立的德意志各邦银行,与当时尚不存在的政治家保持距离,运作着新货币;它在1957年成为德意志联邦银行,并把对迁就政府的反感带进了此后受其影响的每一项制度设计之中,包括在十一种欧洲货币于一夜之间被锁定之后取代它的那一个。德国对货币融资的抗拒通常被追溯到1921至1923年的魏玛恶性通胀,那场事件完成了文化上的功课。1948年的改革完成了制度上的功课。而真正把教训钉牢的,不是一个人一生中的第一次没收,而是第二次。

当时就有可供对照的例子,而且方向相反。匈牙利以福林在1946年8月结束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货币崩溃,苏占区也搞了改革,但两者都没有把新单位与取消管制配成一套。当时正在抵达西欧的一百三十亿美元马歇尔援助,在德国比在别处走得更远,道理也是一样的:它所花出去的那种货币上,带着一个能向任何人说明点什么的价格。

特能鲍姆1949年离开德国,此后又做了十年欧洲复兴方面的工作,1975年去世,终年五十四岁,在他起草了货币的那个国家里几乎无人记载。艾哈德当上了总理。某个星期日上午从配给站窗口递出的四十马克,大概够一家人过一个星期,也为发行它的机构买下了四十年的信用——那份信用,它始终没有必要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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